清代秦安知县,大多政绩平平,惟牛运震治县以勤政著称,殚精竭虑,事必躬亲,做了许多实实在在让老百姓满意的事情。
牛运震(1706-1757年),字阶平,号真谷,世称“空山先生”,滋阳(今山东兖州)人。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进士,乾隆三年(1738年)冬选授秦安知县,在任七年。《清史稿》有传。
创办书院亲临讲学
秦安自雍正甲辰(1724年)周士翬中举,至乾隆初10多年间,全县无一人举于乡。乾隆八、九年间(1734年左右),牛运震购买位于县署之东的明代郎中侯一元的故居,创办陇川书院,亲自取士授业,一时学风蔚起。乾隆九年(1744年),吴墱、路植楟中举,二人均出自牛运震门下,吴墱后来还考中了进士,官至河南通许县知县。乾隆十年(1745年),牛运震调任平番(今甘肃永登)知县,秦安学子多随其前住,拜师求学。牛运震罢官后,主讲皋兰书院,秦安学子慕名而往者尤多,张辉谱(乾隆十二年举人)、张梦熊(乾隆二十一年举人)、王勋(乾隆二十四年解元)等是其中的佼佼者。县人为纪念牛运震重教兴学的功绩,特立碑一通,文曰“真谷先生讲学处”,现嵌立于县泰山庙。
体察民情重视农业
牛运震经常缘山步行,行视郊野,无日不与百姓相见,访贫问苦,体察民情。乾隆四年(1739年),县北玉钟峡山崩塞河,洪水冲毁民舍,他亲自率领丁夫前往开通,并且在工地上连续奋战四昼夜,直到水退方回。有一屯庄,距县城很远,村民交纳税粮,苦于运费太高,常年逃避交纳,一直被视为“梗顽”。每逢“胥役迫之,则持杖抗拒”。牛运震得知后,“单骑往谕,问所苦”,百姓提出以银代粮,可免运粮的费用。牛运震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于是“改征远屯折色粮四百五十余石”。这个本来非常简单而又数十年未解决的问题,终于在牛运震手中解决了。
清初由于战乱,全县农业经济凋敞。乾隆六年(1741年),牛运震组织群众开凿水渠,北自安家河,南至王家峡,长10多里,引陇水(葫芦河)灌田万亩。他在《庚午六月东归,留别秦安士民》一诗中这样描述:“九道清渠分绕县,一川杨柳正垂堤。”为了提高劳动效益,牛运震倡导人们使用先进农具。乾隆四年(1739),县内农民第一次见到了耧车。牛运震还积极引进经济作物新品种,组织群众在县南攀家庄、蒲家庄(今属麦积区)及县西王家峡、于家峡等处试种棉花,获得成功。
废除陋规减轻民负
陋规是朝廷默许官吏以各种名目、从各方面索取财物作为收入一部分的不成文规定。牛运震到任后,发现秦安仍在延续陋规,感慨地说:“山城俭瘠,邑虽不能惠,剥之则何堪!”意思是说,对于秦安这样贫穷的山城小县,虽然不能施之以恩惠,但盘剥勒索,百姓将不堪忍受。于是,他亲自撰写《禁革陋规碑》,勒石于县署门前。蠲免条目共有9项:岁底裱糊衙门、修理伞扇杂费;帮贴轿夫工食并赴兰(兰州)、赴岷(岷州,今岷县)每名盘费;帮贴卫皂隶工食;开征开仓公礼;起解钱粮驮运脚价;修补仓廒(仓库)并铺垫杂费;盘量仓粮摊派夫价;雇赁民仓摊派房费;陇城镇13堡地方摊派夏满城规礼。这些陋规的废除,大大减轻了百姓的负担。
秉公执法平反冤案
《清史稿》载:“运震居官,不假于幕下,事辄自治。”他事必亲躬,为百姓平反了一些冤案,受到了人们的称颂。本县有马得才五兄弟被当地巡检诬为盗贼,而前任知县不作任何调查,就轻信巡检一面之词,欲治马氏五兄弟之罪。马得才含冤自刎而死,其兄马都向上司控诉,知县恼羞成怒,将其毙于狱中,并将其他三兄弟押解府城。牛运震上任后,听说此案有冤,乃微服私访,多方调查,终于了解了实情,掌握了确凿的证据,使马氏五兄弟得以平反昭雪。一次,清水县发生一起命案。清水县知县指控秦安县武生杜其陶父子有意谋杀,案子上报后,上官令牛运震复查,牛运震接案后深入调查,又开棺验尸,发现死者乃自刎死。后经实地勘察,得知杜其陶在发现死尸后曾经移动过尸体,但并不是凶犯,更谈不上有意谋杀。于是,以“移尸”的过实对杜其陶加以处罚,同时对其子宣布无罪释放。类似这种冤案,凡经牛运震之手,多所平反。
博学多才诗文传世
牛运震早年以贡生身份入太学学习时,已经名震京师。任秦安知县后,仍勤学苦读,孜孜不倦,据道光《秦安县志》载“公余即读书,中夜诵声琅琅”。他博学雄文,在繁忙的公务之余,以秦安风士人情为题材,吟诗作赋,为秦安留下了珍贵的诗文资料。道光《秦安县志·艺文》收录其诗文16篇(首),其中诗歌12首,文章4篇。最有名的是这首《庚午东归,留别秦安士民》,表达了他对秦安依恋不舍的思想感情:
玉钟峡北湫坪西,
云表高泉万顷低。
九道清渠分绕县,
一川杨柳正垂堤。
近传少妇能秧稻,
好语儿童学弄犁。
莫恨陂田人去早,
东山犹忆夕阳畦。
乾隆十年(1745年),牛运震迁平番知县。乾隆十四年(1749年)六月,他告退归乡,途经秦安。秦安士民依依不舍为他送行,竟有走千里送至灞桥(今西安市东灞河上)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牛运震病逝。次年,讣至秦安,“诸生(秀才)聚哭,为之诔,且为之作佛事焉。”
牛运震的事迹再次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为官者政绩如何,不仅仅取决于他的才能,更重要的还取决于他对工作采取什么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