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上，中共鄂豫皖省委一致拥护中共中央及周恩来副主席的指示，于是决定：（一）省委立即率领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进行长征），为发展红军和创建新根据地而斗争；（二）以平汉铁路以西鄂豫边界的桐柏山区和豫西的伏牛山区为初步目标；（三）行动中，红二十五军对外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四）留一部分武装再组建红二十八军，由高敬亭统一指挥，继续坚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①。会议还讨论了省委成员的补充、红二十五军整编及红军领导人职务变动等问题。

　　注释：

　　①参见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编审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2007年3月北京第2次印刷，第118页。

　　　徐海东主动让贤

　　　决定了军事问题之后，会议又研究人事安排问题。会前，徐海东了解到程子华是黄埔军校五期毕业生，又在中央苏区担任师长，军事能力强；会上，他主动提出，由中央派来鄂豫皖苏区工作的程子华同志担任军长，自己改任副军长①，郑位三和省委书记徐宝珊经过再三考虑，表示同意；吴焕先、戴季英也表示赞成。会后，郑位三向程子华传达了会议精神，并将省委对人事的决定告诉了他。程子华说，他在中央苏区任师长，中央派他来是当参谋长的，请郑位三转告省委，他不当军长。郑位三把此事报告了徐宝珊，徐不同意改动，郑位三又回话说：你是中央派来的，省委已经决定了，不再改变了。就这样，省委同意了徐海东的请求，改任了副军长，程子华任军长。这充分体现了鄂豫皖省委和红二十五军领导人对中央派来的干部高度信任，体现了徐海东、程子华两位将军顾全大局，服从中央的党性原则，体现了徐海东、程子华不图名利，相互让贤的高尚情操②。

　　　在花山寨会议上，最终任命红二十五军领导人的职务是：

　　　军　长：程子华

　　　副军长：徐海东

　　　政　委：吴焕先

　　　参谋长：空缺。但是，1934年12月11日在陕南蔡川整编时，戴季英改任军参谋长，郑位三兼任政治部主任。③

　　　这次，在充分酝酿的基础上，会议还决定：补选程子华为省委委员、常委，郑位三调任省委秘书长④，省委（代替军党委）率领部队长征。

　　　会议研究部队整编问题的结果是：军直辖团，撤销师一级建制，军直辖二二三团、二二四团、二二五团和手枪团，军部设军直机关。

　　　会上还决定：鄂东北道委会由王福明负责⑤，皖西北道委会由高敬亭负责，并要求罗陂孝特委书记徐诚基和副书记何耀榜组织一支小部队去皖西找高敬亭，传达省委指示及讨论两个道委的组织领导问题，留下的小部队及干部均由高敬亭统一指挥。

　　　（注：当时高敬亭被隔在皖西，未能参加花山寨会议。他不知道省委业已率领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了。1935年2月3日，高敬亭于太湖凉亭坳重新组建红二十八军，他任军政委，未设军长，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鼎盛时期全军3100余人）

　　　会后，红二十五军积极进行了战略转移准备，首先将进驻花山寨附近的鄂东北道委西路军补入红二十五军（西路军指光山游击队和独立第六师），鄂东北道委独立团、光西独立团亦旋即补充编入红二十五军。⑥

　　　1934年11月13日，红军西行到达罗山县殷家湾、何家冲东一带，为战略转移作进一步准备。

　　　(一)部队进行整编，撤销师一级建制。红二十五军直辖二二三团、二二四团、二二五团、手枪团和军部直属队，全军计2 980余人。二二三团团长张绍东，政委赵凌波；二二四团团长叶光宏，政治处主任郭述申（原名郭树勋）；二二五团团长张震东，政委张明先；手枪团团长杜本润，政委宋兴国。部队在行军途中，对外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程子华为先遣队司令，徐海东为副司令。军部机关设司令部、政治部、经理处、交通队及军医院等⑦。军医院中还有7名女护士⑧不畏艰辛，闹着随部队一起转移。

　　　(二)决定留下红二十五军手枪团一个分队、原红七十四师两个连队、豫鄂边红八十二师两个营和各地方武装，约2000人由高敬亭领导。同时，省委对鄂豫皖根据地的工作还安排了第二套方案，就近召集了鄂东北道委党组织的一些负责同志开会，布置了主力红军离开苏区后的工作，以备找不着高敬亭或一时找不着时，便于坚持斗争。

　　　(三)初步以铁路西豫鄂边区的桐柏山区和豫西的伏牛山区为行动目标，以图向川陕根据地接近。全军进行了转移前的政治思想动员，向部队提出“打远游击”，“创建新苏区”的口号。采用这一口号的策略，就在于避免广大战士理解为重蹈红四方面军仓促撤离鄂豫皖根据地的覆辙，以减少思想阻力，便于轻装出征。经过广泛地思想动员，该去的去，该留的留，思想一致，情绪高昂。一些老弱伤病的同志，经妥善安置留了下来。

　　　11月15日，全军人人轻装，准备了三天干粮，两双草鞋，原地待命。11月16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兼军党委）率领红二十五军由罗山县何家冲一带出发，开始了伟大的长征。这是继10月中央红军离开瑞金出发长征之后的又一壮举，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重要组成部分。出发时红军一路向群众散发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宣言》根据中共中央1934年7月26日《关于组织抗日先遣队的通知》精神，指出民族危机的深重，揭露蒋介石的卖国罪行，宣布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红军北上抗日的宗旨，号召全国同胞，不分政治倾向，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号召国民党军队与红军订立协定，共同抗日。《宣言》严正指出：北上沿途，国民党军队如加阻拦，本军定将坚决扫除之。11月17日，红二十五军于朱堂店罗古寨击退敌“追剿”纵队第五支队的进攻后，根据手枪团的侦察，乘敌人部署间隙，以秘密突然的行动，于当晚由信阳城以南之东双河与柳林之间越过平汉铁路，胜利地迈出了长征的第一步。

　　注释：

　　①②参见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编审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2007年3月北京第2次印刷，第118页；或参见红安两百将领传编委会：《红安两百将领传》第一卷中郑位三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6月第1版，2005年7月第2次印刷。

　　③④参见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编审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资料选编》中《戴季英关于红二十五军斗争史的谈话纪要》一文，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10月第1版，第545页。

　　⑤参见中共河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联合编著：《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史》第16章中《花山寨会议的决策和省委率红二十五军长征》一文，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第631—633页。

　　⑥参见中共光山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著：《光山革命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195页。

　　⑦参见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编审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2007年3月北京第2次印刷，第121页。

　　⑧7名女护士分别叫曾纪兰、田希兰、周东屏、张桂香、曹宗凯、戴觉敏、余国清。她们差点被留在鄂豫皖老苏区，长征的第二天傍晚（11月17日），红二十五军于罗古寨击退敌第五“追剿”支队后，部队已接近信阳与柳林之间的平汉铁路。在越过平汉铁路前的紧急时刻，军政治部考虑前有阻敌，后有追兵，军情紧急，担心7名女护士在急行军中掉队出危险，就派军部医院政委苏涣清来动员她们留在根据地，并给她们每人发了8块大洋。曾纪兰说：“不行，我们不能留下，要随部队走！”周东屏抹了眼泪，猛站起来，把银元扔在地下，和来人吵了起来：“回去？往哪儿去？我是逃出来参加革命的。”争执不下，一齐去见政治部主任戴季英。戴季英坚持留下女同志，周东屏大哭起来。徐海东闻讯赶来，问明情况后和戴季英商量说：“这些女孩子都经历过最艰苦的考验，既然决心很大，就一块去吧！”周东屏又笑起来，徐海东说：“你先别笑，今后还要准备经受更大的考验。”后来，曾纪兰、曹宗凯牺牲在长征途中，其余五姐妹都平安到达了陕北。参见张国华、高嵩著：《长征路上红二十五军的女兵们》和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大别山风云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1月第1版，第545—546页。

    来源：《红色花山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