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1月11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河南光山县花山寨召开常委会。会上决定：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到桐柏山或伏牛山一带创建根据地；留下高敬亭同志和一部分武装重新组建红二十八军，在鄂豫皖边区坚持革命斗争。这次会议，揭开了红二十五军长征的序幕。

　　　花山寨会议在红二十五军的战斗历程中，是一个重要转折点。虽然，我们当时不能弄清它的全部历史意义，但都有这样的感觉：一场为谋求新的发展，发挥更大作用的艰苦斗争，即将开始。

　　　省委对红二十五军战略转移的酝酿，前后有半年多时间。

　　　1933年10—11月间，是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以后，重新组建的红二十五军处境最困难的时期。王明“左”倾路线招致了反“围剿”战斗的严重失利，使减员到6000余人的红二十五军，又损失了三分之二；已经大幅度缩小了的根据地，再次缩小并分割成几小块，最大的一块，直径不超过40里；有的只剩下两三百人口。受到错误与挫折教育的省委，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一面转变斗争方针，一面派省委宣传部长成仿吾到中央去汇报，要求给予指示并派干部来加强省委和红军的领导。1934年3—7月间，省委陆续收到了中央的一些文件。其中有的文件，如2月12日的中央指示信，主要精神是要红二十五军转移；中央转发的军委一个同志的建议，则明确提出转移到桐柏山一带去创建根据地。为此，省委专门召开会议，反复进行研究，会后给中央报告说：近期红军主力大幅度战斗减员，部队缩编，“力量与仿吾同志来中央时有不同”，桐柏山“离我们原区域较远隔”，过平汉路较困难，建议红二十五军暂不离开鄂豫皖，改向老苏区的边沿恢复、开辟新的根据地。中央及军委在6月13日的军事训令中，对省委的这个建议表示“目前原则上同意”。这样，红二十五军战略转移就暂时被搁置起来了。

　　　花山寨会议前夕，我们鄂豫皖边区的革命斗争，仍旧处于逆境。敌人的四道封锁线，把整个边区分隔成两大块：一是地跨鄂豫两省的“鄂东北”；一是地跨皖豫两省的“皖西北”。拥有70多个团、约20万兵力的敌军，占领了几小块根据地周围的所有城镇和重要村庄。星罗棋布的碉堡，全部通上了公路，构成了纵横交错的封锁网。敌人“驻剿”、“追剿”兼施，气焰十分嚣张。尽管我们的处境很困难，红二十五军还是充分发挥了能动作用，在7、8、9三个月，乘隙击虚，取得了长岭岗、太湖等战斗的胜利，恢复、开辟了朱堂店、陶家河两小块根据地。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太大，这些胜利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日趋不利的形势。许多同志开始意识到：在老苏区边沿恢复、开辟根据地的方案行不通；得不到人力、物力补充的红二十五军，只有跳出并远离敌人的包围圈，才有出路；否则，自身能否生存将会成为突出的问题。那么，走出去行不行呢？又存在这样那样的顾虑，如担心势单力薄的红二十五军，不能摆脱、打破沿途优势敌军的围追堵截；还怕到了新区站不住脚等等。当时的省委就处于这种想走又不能下决心走的矛盾之中。

　　　9月下旬，程子华到达鄂东北道委驻地卡房。离开江西瑞金前，军委副主席周恩来跟程子华谈了话，作了指示。周副主席在谈话中，分析了鄂豫皖边区的革命斗争形势，传达了中央关于鄂豫皖红军主力战略转移的决定，还对选择新根据地的条件作了具体指示。这些指示非常符合当时的斗争实际，很有说服力。但是，一直兼着红二十五军党委的省委，这里除兼鄂东北道委书记郑位三以外，其余成员在一个多月前，随着红二十五军转战到皖西北去了。为了尽快地贯彻中央的决定，郑位三当即写信，将程子华到达卡房的消息报告了省委，建议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赶回鄂东北，研究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在等待省委回鄂东北的40多天里，程子华和郑位三及程坦、刘华清等经常在一起交谈。交谈的内容，有的是互相介绍情况，有时研究当前的行动方针问题。郑位三说，过去，中央一再指示我们走出去建立新根据地；省委对(红)二十五军的战略转移，也有过充分的酝酿。但是，我们不敢走远，没有脱离鄂豫皖的思想，只是在根据地周围搞了几次。经过半年多的实践，省委已经认识到在原地区坚持斗争是不行了。但是，走出去又觉得没把握。再说，外面的情况一点也不了解，往哪里走呢？这样，交谈的话题，就转到转移方向上来。于是，我们对根据地四周的形势逐一地进行了分析，认为：向南、向东、向北都不行。那么，向西行不行呢？程子华说，可以到伏牛山去。蒋介石与那里的军阀矛盾很深，当地的地理条件也比较好。我在中学读书时，就听说土匪头子樊钟秀，拉了队伍在那里盘踞多年。土匪能站住脚，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为什么不能在那里建立根据地？谈着谈着，大家的看法一致起来了：到远处去，到伏牛山去。不久，我们从国民党的报纸上，发现了中央红军长征到达湖南的消息，这就进一步坚定了我们到远处去创建根据地的思想。

　　　省委是11月4日接到信的。6日晚，率领红二十五军出发。为了尽快赶到鄂东北，部队两夜一天急行军两百多里，突破了敌人4道封锁线，8日拂晓到达光山县城东南30里处的斛山寨。部队刚休息了两个小时，敌军10个团的“追剿队”分别从东、南两面跟踪而来，一路在寨东北，一路在寨南，乘我不备发起进攻。寨南的敌军进占我军放弃的阵地后，趁势向斛山寨山顶发起攻击。我军仓促应战，形势十分不利。军长徐海东、政委吴焕先考虑到部队十分疲劳，靠“走”无法摆脱当面敌军，决定先打垮敌人的进攻，然后西进。在他们的指挥下，扼守寨东北和山顶的部队继续抗击敌人的进攻，刚从寨南撤出的那个团，隐蔽迂回到寨东北敌军的侧后突然发起猛攻。在我军的内外夹击下，这部敌军被迫撤退。接着，这两支部队，分两路迂回到进攻山顶的敌军侧后发起猛攻，坚守山顶的三个营也乘机发起反冲击，将敌军压回到进攻山顶前的位置上。我军继续进行三面夹击，打得敌人溃不成军，纷纷逃散。战斗在黄昏前结束，我军以少胜多，打死、打伤、俘虏敌军4000人，还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这一仗，打得相当出色。它打出了我军的军威，打击了敌人的气焰。捷报传来，根据地人心大快，无不为敌人追堵计划破产而欢欣鼓舞。斛山寨战斗，为花山寨会议的顺利召开，扫除了障碍；为红二十五军完成即将到来的艰巨任务，保存了战斗力量，奏出了一曲胜利的前奏。

　　　11日召开的花山寨会议，当时不是省委委员的程子华没有参加。会上，由郑位三传达中央的决定和周副主席的指示。这对酝酿已经基本成熟的省委，进一步坚定战略转移的决心，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会议整整开了一夜。经过充分的讨论研究，省委作出一系列的决定，其中包括任命程子华、徐海东为红二十五军正、副军长，吴焕先为军政治委员等等。

　　　花山寨会议的重要贡献，是为长征前的红二十五军解决了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是在走不走的问题上，定下了战略转移的决心；二是在转移方向上，初步决定以桐柏山或伏牛山为目标；三是对怎么走作出了一些具体的规定和措施。解决了这些问题，红二十五军的战略转移才能迈开步；更重要的是为我们后来长征到陕北，创造了不可缺少的前提。后来的事实表明，只要部队跨过平汉路，并且把伏牛山作为第二方案，那么，摆脱困境、站稳脚跟的需要，就会不断打破原定计划，使红二十五军沿着桐柏山——伏牛山——陕南的转移路线，一步一步地向陕北根据地靠近。其结果则使红二十五军的长征，跟我国革命大本营的转移汇合到了一起；还使这种谋求自身生存与发展的斗争，纳入到党中央发展西北革命形势、进而图举抗日大业的实践中。这些问题不解决，红二十五军就不会有后来先期到达陕北、光荣参加直罗镇战役等机遇。花山寨会议，对红二十五军兴衰成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会后，全军投入了转移前的准备工作，进行“打远游击，创建新苏区”的政治动员，轻装整编，安置伤病员，准备行军物资，抽调鄂东北地方部队补充主力红军等等。整编后的红二十五军，直辖二二三团、二二四团、二二五团和手枪团。出发前，根据党中央关于北上抗日的通知精神，向外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宣言》号召全国同胞，不分政治倾向，团结一致抗日，并严正指出：北上沿途，国民党军队如果阻拦，本军定将坚决扫除之。

　　注释：

　　选自卢振国、姜为民编：《红二十五军长征纪实》中《艰苦转战 长征入陕》一文，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第20—25页。

作者：程子华 刘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