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等待省委回鄂东北的40多天里，我和郑位三以及在鄂东北道委机关工作的程坦、刘华清等，经常在一起交谈，使我了解到鄂豫皖苏区的历史和现状。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位于三省交界处，南濒长江，北抵淮水，东接江淮平原，西扼平汉铁路，大别山脉雄峙于中央，俯瞰武汉、信阳、安庆，战略地位重要。早在北伐战争时期，董必武、陈潭秋等就在这里建立了党组织和开展农民运动。1927年，这里举行了著名的黄（安）麻（城）起义，建立了工农红军和革命政权。1931年成立了红四方面军。革命根据地最盛时期，曾拥有6座县城，26个县政权，人口达350多万，面积4万多平方公里。主力部队红四方面军曾发展到四万多人，各种地方武装人数有20多万。但是，由于王明错误路线以及军事作战指导方针上的错误，没有能粉碎敌人“围剿”。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撤离鄂豫皖苏区。鄂豫皖边区革命形势急剧恶化。20多万敌军乘机大举进攻，同时进行划区“清剿”，在其占领区推行保甲制度，对残存的苏区农村，一方面实行经济封锁，另一方面烧房屋、抢粮食、杀群众。当时边区军民对红军主力的撤离缺乏思想和组织准备，陷入混乱，根据地只剩下鄂东北的黄、麻、光、罗四县边界毗连的小块苏区，以及檀树岗、天台山、西高山和皖西北的葛藤山、熊家河等几个山区。地方党政组织遭到破坏，群众生活极端困难。

　　　11月底，中共鄂豫皖省委以留在边区的五个红军主力团为基础，重新组建了红二十五军，决心排除万难，独立坚持鄂豫皖的斗争。1932年底到1933年初，红二十五军抓住敌军调动、兵力减少的战机，积极歼敌，连续取得了郭家河、潘家河、杨泗寨等战斗的胜利，边区革命形势出现转机，鄂东北根据地由几小块连成一片，皖西北根据地也部分得到恢复，红二十五军由重建时的7 000人，发展到3个师、9个团，10 000多人。皖西北的几个团组建了红二十八军，地方武装扩编为10个游击师，各县、区还成立了战斗营、战斗连，党组织恢复，人民群众恢复生产，革命热情重新高涨。

　　　这以后的半年时间，王明“左”倾路线在鄂豫皖边区又产生了严重恶果。1933年5月，红二十五军奉命去夺取敌重兵扼守、工事坚固的七里坪，苦战43天，久攻不下，部队减员几千人。鄂东北、皖西北两个根据地又缩小了。敌动用14个师又4个独立旅的兵力，发动了第五次“围剿”，采用了增筑碉堡、扩建和封锁公路、切断两个根据地联系等手段。可是省委却根据王明错误路线，采取以消极防御方针为指导的中心区保卫战方针。于是两个根据地的中心区相继丢失，红二十五军大幅度减员，部队再次缩小。10月初，红二十五军通过黄麻公路封锁线时，被敌人截断，一部分到皖西北，编入红二十八军，一部分转到鄂东北。到11月中下旬，部队作战又连连失利，剩下的人数不足1 000，鄂东北地区县以下党组织全部遭到破坏，群众生活极度艰难。皖西北情况也与此大致相似。正当鄂东北遭受严重挫折时，省委开会讨论了转变斗争方针等问题，决定派省委宣传部长成仿吾去中央汇报情况，要求派干部加强省委和红二十五军的领导。成仿吾进入中央苏区，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及其他中央领导听取了成仿吾的汇报。1934年1月27日，中央军委的一个同志写了《关于鄂豫皖苏区战争经验的研究及今后作战的建议》。“建议”认为，当前主要目的是保存战斗骨干，在适宜的时候，实行有计划的战略退却，可以从罗山地区退到豫南的桐柏山区建立新苏区。这个“建议”的主张和当时教条主义者的所谓“不放弃一寸土地”的口号是不同的。2月25日，中央将“建议”转发给鄂豫皖省委，所加的按语说：“只作你们执行中央军事指示时的一个参考的材料。”

　　　这时，蒋介石正在调整和部署进攻鄂豫皖边区的兵力，把装备精良的东北军从华北调到鄂豫皖，到4月中旬，敌总兵力达到16个师又4个独立旅。6月下旬制订了一个从7月1日到10月10日的“围剿”计划，采取的方针是：“一面划区驻剿，一面用竭泽而渔的方法，作一网打尽之图”。具体部署是把兵力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驻剿”部队，划区占领我几小块根据地周围的所有城镇和重要村庄，每个点驻一个连到一个团的兵力，并在黄麻公路两侧部署了四道封锁线，又从信阳到广水的平汉铁路线之间，配置近一个师的兵力护路。另外一部分约两个师又6个团组成4个“追剿”队，跟踪追击我主力。同时，每隔五里、十里筑一个碉堡，扼住重要的公路线，构成纵横交错的封锁网，敌扬言要在三个月内，把我军“完全扑灭，永绝后患”。

　　　红二十五军是在原地坚持，还是实行战略转移，就成为当时急需作出决定的首要问题。省委在接到军委一个同志的“建议”后，曾设法在根据地边沿创建新的根据地，但因敌军强大和碉堡封锁而未能成功。可是要到远地去，既不了解情况又没有把握，省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红军主力6个团要通过几千里地的白区，即使战争中不受损失，但疾病、掉队也会造成很大减员，建议暂不远离。当时中央和军委在指示中一方面说，当前任务是保全队伍，去创建新的根据地，但又说原则上同意仍留在原苏区继续行动。省委讨论后，决定留在原地，牵制敌兵力，使之无法增兵江西。这样，就由徐宝珊、吴焕先率领红二十五军转战到皖西北与红二十八军会合，合编为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留下部分兵力，加上抽调的地方部队，重新组建红八十二师，在原地坚持斗争。

　　　红二十五军在军事上改变了以前那种内线分兵防御的打法，采用积极向外线捕捉战机，乘隙击虚的方针，连续取得了长岭岗、郝集、太湖等战斗的胜利。尤其是长岭（岗）一战，歼灭敌东北军五个营，缴获了一批武器弹药，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提高了士气，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这期间，几小块根据也有所恢复和扩大，党组织也得到恢复和发展。但是，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太大，小的胜利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日趋不利的形势。面临的问题仍是：在老苏区边沿开辟新根据地行不通；如果走出去，兵力不足4 000，能不能打破优势敌人的围追堵截？到新区站不站得住脚？最伤脑筋的是不知道到哪里去好，省委举棋不定。

　　　以上是我在和郑位三、程坦、刘华清等同志交谈时，所知道的鄂豫皖苏区的情况。对于下一步的行动方针，我结合个人对周恩来同志指示的体会，谈了自己的想法：敌人搞“竭泽而渔”，企图耗尽根据地的人力、物力，把我们搞垮。我们不能让敌人牵着鼻子走，困守在“鱼塘”里，等着敌人把水抽干抓鱼。郑位三同志说：过去中央也有指示，要红二十五军走出去创建新根据地，我们在根据地附近搞了几次，失败了。也搞成了两块，但物质、人力条件都有限，活动余地不大。可是要走远，对外面情况不了解，往哪儿走呢？我说，可以到伏牛山去，我在太原国民师范读书时，就听说过土匪樊钟秀拉了支队伍，打进山西，被赶出山西后，回伏牛山盘踞了多年。土匪能在那里站住脚，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为什么不能在那里建立根据地呢！这样，我、郑位三、程坦、刘华清等的看法一致了。

　　　省委和红二十五军回来后，于11月11日，在光山县花山寨举行了第十四次省委常委会议。这次会议我没有参加，会后，郑位三同志向我传达了常委会讨论（的）情况和决定。会议上常委们一致同意周副主席的指示，认为红二十五军应该打出去创建新根据地。至于转移的方向，会议认为向东、南、北都不合适，向西比较容易发展。西面鄂豫陕边是三个省的边缘地带和接合部，是蒋介石和杨虎城分别割据的地方，我们可以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那里又是山区。会议还决定省委率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为创建新根据地和发展红军而斗争，并以平汉路西鄂豫边界的桐柏山区和豫西的伏牛山区为初步目标。为了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扩大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行动中部队（对外）称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会议讨论了部队的整编问题，郑位三同志告我，省委决定由我担任红二十五军军长。我对郑位三说，周副主席要我作参谋长，请你报告省委，我不当军长。郑以后告我，省委已经作了决定，不改变了。吴焕先为红二十五军政治委员，徐海东为副军长，戴季英为参谋长（编者注：花山寨会议上任命为政治部主任，一个月后为参谋长），郑位三为政治部主任（编者注：花山寨会议上调整为省委秘书长，一个月后为政治部主任）。部队撤销师一级建制，由军部直辖二二三、二二四、二二五等3个团和1个手枪团。全军2 980多人。花山寨会议后，省委给在皖西北的省委常委、皖西北道委书记高敬亭同志发出指示，说明会议的决议，并责成他组织鄂豫皖边区党的新领导机构，并以八十二师和地方武装为基础，再次组建红二十八军，继续坚持鄂豫皖边区武装斗争。

　　　注释：选自程子华著：《程子华回忆录》第五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第48——53页。

来源：程子华回忆录鄂豫皖边区概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