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1月11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光山花山寨举行第14次常委会议，史称花山寨会议。会议决定由鄂豫皖省委率领红25军实行战略转移。花山寨会议成为红25军走向战略胜利的新起点，更是红25军前途和命运的转折点。可以说没有花山寨会议，就没有红25军的长征；没有花山寨会议，就没有红25军的北上抗日；没有花山寨会议，就没有红25军的发展壮大与辉煌胜利。

　　　今年是红25军长征85周年，也是花山寨会议召开85周年，为了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花山寨会议史料的研究尤为重要。其中花山寨会议的关键人物——中央特派员程子华发挥的巨大作用广为人知。那么，在1933年白色恐怖席卷全国之时，程子华又是如何出生入死来到鄂豫皖苏区参加花山寨会议的？

　　　程子华(1905-1991)，山西省运城市解州镇人;中国共产党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他1925年参加革命，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考取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参加领导第二十五军长征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工作。在辽沈战役中，指挥塔山阻击战。参加了平津战役，任第四野战军第十三兵团司令员，并参加了渡江战役。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立下了不朽功勋。

　　　一件长袍“阔”商人

　　　1932年10月，黑云压城城欲摧。在国民党军的重兵"围剿"下，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坚持斗争的红25军四面受敌，处境艰难。1933年10月，鄂豫皖省委常委成仿吾受省委委托，去中共中央汇报和请示工作，并请中央派来军事指挥干部。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经过反复考虑，决定派中央苏区红二十二师师长程子华来鄂豫皖，传达中央关于鄂豫皖边区红军主力实行战略转移的指示，并担任军事领导工作。

　　　当时蒋军对中央苏区正进行第五次"围剿"，大江南北一片白色恐怖。程子华从中央苏区瑞金出发，一路在山间田头吃冷饭、睡囫囵觉，到了晚上就抓紧赶路。乘船至潮州，又坐火车到汕头，再转乘船直达上海。

　　　另一边，鄂豫皖省委考虑到程子华这样的红军将领擅长在前线领兵打仗，但是在敌人的心脏进行地下活动的经验并不丰富，于是派经验老到的秘密交通员石健民去上海迎接程子华。石健民曾担任过红25军、新四军交通员，奔走于全国各地传达党中央和根据地的重要指示和情报，护送党、政、军领导干部，完成过许多重大任务。

　　　1934年8月，石健民到达上海，按照地下工作规定的秘密联系方式，与程子华接上了头。两人一见面，石健民就道：“程将军你这身打扮，肯定过不了敌人的关卡。”程子华向他请教：“那怎么办？”石健民上下打量程子华，见他身形魁梧，自带气派威严，心思一动：“我们换个身份。”

　　　石健民按照程子华的身形找来一件长袍，程子华穿上后，身形气质立马不一样了，像极了走南闯北做买卖的老板。两人都装扮成普通客商，随身带着几样简单行李，搭乘一艘客轮沿长江逆流而上，直抵武汉。

　　　武汉的环境更为险恶，岗哨林立，便衣侦探多如游鱼，稍有嫌疑即被捕捉。在汉口码头准备上岸转乘火车时，两人发现到处都是敌人岗哨，盘查十分森严，许多男女乘客被强行搜身。石健民常来往于汉口码头，对敌人的盘查有一套随机应变的办法。他从口袋里掏出六块银元，偷偷塞到查哨的敌人手里，没费多少口舌即顺利通过。程子华早在大革命时期，曾就读于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对武汉的街道、商号亦十分熟悉，对答如流，同样顺利地通过盘查，与石健民在一个偏僻的小客栈里会面住了下来。

　　　石健民面对武汉严峻的敌情，考虑到两人年龄相仿口音却有很大差异，如果继续同路而行容易引起国民党军怀疑。于是，石健民改扮成地道的农民，程子华仍以商人装扮，两人一前一后，装成互不相识的陌生人，以手势和眼神相互照应，去乘坐北上的火车。

　　　一把扇子闯虎穴

　　　汉口火车站严查程度比武汉境内有过之而无不及，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敌军害怕我地下党人员从这里进入鄂东北境内，于是在车站检票口对于北去孝感和信阳之间沿途经过的花园、王店、杨寨、广水镇等站的旅客严密盘查。进站口除了岗哨，还有便衣在暗地监视。为了避免麻烦，两人都买了直达信阳的车票，决定在中途柳林下车再去根据地。

　　　在检票口，石健民神情自若地走在前面，凭着机智灵活的应对顺利通过后慢慢走向站台。可当他回头一看，程子华正被两个军警盘问，他随身携带的箱子也被打开检查，石健民顿时心中一紧。对于，敌人的翻箱检查，他们二人倒不担心，因为党中央的三份机密文件全部携带在石健民身上，程子华的箱子里除了换洗衣物外，只有几两木耳和一块手表，那是党中央送他的礼物，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记号，即便被翻出来也不会引起怀疑。唯一令人担心的是程子华在作战中左手负过伤，手腕上还留着明显的弹痕，这与他的商人身份极不相称，一旦被敌人发现，后果不堪设想！

　　　敌人翻箱后又要搜身，两人心中都敲起了鼓，程子华抬头看了石健民一眼，眼下四周遍布军警和便衣，两人视线相接不过几秒就会引起敌人怀疑，更别提商量什么对策了。千钧一发之际，石健民急中生智，冲程子华做了个挥扇子的动作。程子华立马心领神会，从腰里掏出一把纸扇，用左手不慌不忙的扇着，正好将那道伤疤挡住了，若无其事地任敌人检查。折腾了一会儿，敌人并未发现可疑之处，但仍不让程子华进站上车，而是叫他在候车室等着。

　　　火车快要进站，石健民见状心急火燎，程子华向他微微示意，让他不用惊慌。程子华方才对敌人的盘查表现的十分礼貌配合，多年的对敌经验让他心中清楚，此时再要一味配合，敌人只会得寸进尺。程子华扇扇子的动作依然不疾不徐，看向敌人的眼神却渐渐严厉，面上波澜不惊，出口却带出十足的气势：“你们好大的胆子，竟敢怀疑我，知道老子是谁吗？就是你们的局长，见着我也要让三分！”这一呵斥让敌人顿时收敛，他们上下打量程子华，通身气派确实像做大买卖的，几人交头接耳一番，谁都不愿去惹这样一位“大人物”，就不再多说什么将程子华放行了。两人心中的石头总算落了地。

　　　一个“土豪”被抓获

　　　程子华和石健民坐上向北疾驰的火车，俩人面对而坐，装成素不相识的乘客，天南海北聊的热火朝天。一路平安无事，中途到达柳林站后两人前后下车出站，找到当地一个秘密接头处，在地下党的一个农民家里暂住。随后的六七天时间里，他们把通往鄂东北根据地的地形道路、敌军封锁的兵力部署、以及沿途可能遇到的困难都一一侦察清楚，才决定抄小道奔向鄂东北道委机关所在地——卡房一带。

　　　当时任鄂东北道委书记兼游击总司令的是郑位三，由于红军采取“飘忽”的游击战术，道委机关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想找到组织还要“碰运气”。程石二人“昼伏夜行”，一夜奔走几十里山路进入鄂豫交界的崇山峻岭间，他们不敢大张旗鼓，只能谨慎打探机关地址。天色拂晓，两人正要躲起来掩盖行踪，就被一支地方游击队“截获”。游击队见程子华身着长袍，手里拎着皮箱，还带着一个随从，以为他是个大土豪，于是严肃盘问这个偷偷打听鄂豫皖苏区总部的“土豪劣绅”有没有什么话要说的。程子华本担心出事，听到他们说自己是郑位三的部下，立刻放下心，说：“我找的就是你们领导郑位三。”游击队长半信半疑，便决定押送他们随行。这一路押送，正好将程子华送到了道委机关驻地豫南卡房。

　　　郑位三一眼认出石健民，但他不认识程子华，程子华只说了一句：“我姓程。”郑位三就明白了，他不久前收到中央传来的文件，知道中央将派军事干部程同志前来鄂豫皖领导红25军。在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根据地时，重建的红25军就与四方面军及中央红军失去了联系，完全成了一支奋战的孤军。程子华毕业于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参加过广州起义，领导过湖北“大冶兵暴”，曾在中央苏区担任过师长，又曾在湖北地区读书和战斗过，他来鄂豫皖苏区协助红25军跳出敌人的重重包围，有很好的主客观条件。程子华的到来，不仅是中央为鄂豫皖苏区派来了军事指挥干部，更重要的是带来了党中央的声音。

　　　短短几十天的路程艰险万分，一路过关斩将，一次次化险为夷，翻开花山寨的历史书页，这段鲜为人知的故事凭其险象环生的传奇色彩在烽火硝烟中留下了惊心动魄的一笔。

　　　1934年11月11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光山县花山寨举行第十四次常委会议，讨论程子华带来的中央文件。“决定集中大部分地方武装和一部分干部随同省委、红25年暂离原有苏区，过平汉路西，为创造新苏区根据地而斗争。重建红28军及一部分地方武装和一部分干部在老区进行游击战争和秘密工作。”随后红25军军长徐海东主动将军长一职让给程子华，说自己能力不足，甘愿出任副军长辅佐程子华。就这样，当时红25军近3000人在军长程子华、政委吴焕先、副军长徐海东等人的领导下，于1934年11月16日由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了史称“北上先锋”的壮丽长征。（作者：王加友 黄磊）